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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忠:农民增收,路在何方? - 中山大学新闻网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更新日期:2018-12-25 浏览次数:

  徐俊忠:农民增收,路在何方? - 中山大学新闻网徐俊忠:农民增收,路在何方? 稿件来源:新闻中心

   作者: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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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08-12-09

   阅读次数: 各位朋友、各位同仁:下午好!选择“农民增收,路在何方”作为发言的题目,这不是要表达我的清醒,而是要表达我的迷思。因为在农村中,所见所闻都使我感到:实现农民增收实在太难了!这些年来,不论是学者还是地方官员,甚至一部分乡镇领导,谈及农民增收,几乎都把农民外出打工当作一种重要的途径。农民外出打工,确实为农村输入不小的货币量,也使一些农民由此开始了崭新的人生。但是,真正靠打工改变自己命运的幸运农民,仅仅是凤毛麟角。就农村的发展和大多数农民的生活而言,外出打工既是以牺牲广大农民的正常家庭生活为代价的,也是以牺牲农村自身的发展为代价的。时下农民外出打工,大多数都是打苦力工,有些还是辛酸血泪工。大规模的农民外出打工,使广大的农村家庭失去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刚刚发表的一个研究说,全国农村由于农民外出打工,制造了至少4700万“体制性寡妇”,这意味着至少有近亿之众的夫妇,常年失去正常的家庭生活。这种不正常的家庭生活,不仅仅影响到农民工夫妇,而且还影响到其子女的成长。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孩子只能成为留守儿童,他们长期生活在“类单亲家庭”的环境中或者留守于爷爷奶奶,这使其在成长的关键时期,无法得到正常的家庭教养与必要的情感慰籍。这是农村为什么出现那么多“问题儿童”的重要原因。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还导致许多农村的凋敝。前段时间,我穿行于乡间田野之间,所见从事农活的几乎是面带愁容的老人和中年以上的妇女。我们有的学者说,在中国由老人和妇女从事农活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如果你到农村走一走,你就会看到,中国的农业毕竟还是一个需要体力的重活。由于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由老人和妇女从事农活,劳力不济使农耕的粗放成为必然。大量的农田也因为劳力不济而被丢荒。同时,由于劳力不济,人们在进行田间管理时,选择的是大量施用化肥和除草剂等化学用品,其后果就是土壤结构的破坏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劳力不济还导致水利设施的失修。最近,我查看一个水库,七十年代它可以浇灌一万多亩田,近年来由于渠道堵塞,疏于维修,现在只能灌溉四千多亩。许多水田变成了旱地。在农村的治理方面,近年来,人们关注到农村出现某些土劣化现象。这也与大量的劳力输出有关。时下,一些农村中留守的主体被戏称为“993861”部队。在有些村庄,我见到的几乎全是年富力衰的老人和妇女,只是到了晚上,孩子放学回家后,乡村才有些许生机。由这样的人口结构所决定的政治生态,根本就无力遏制土劣势力的扩张。自从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形成了以家庭耕作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体。这不仅使农村呈现出只有特殊利益而没有集体利益的格局,而且影响了主要农产品的产出和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为解决这一问题,农业产业化的思路应运而生。人们期盼着农业产业化能够带来农民的增收。但是,由于资金、技术与市场等因素的关系,农业产业化在许多地方采用的是引进资本、发展老板农业的方式。这种方式有些地方叫做“农业龙头企业”。通常的做法是,借助行政力量的撮合,农民通过协议的形式,把土地流转给老板,实现土地集约化和产业化经营。在这种土地流转中,通常农民所能得到的是“土地使用转让费”。但同时他也丧失了土地耕种者的主体地位,变成土地集约化和产业化的看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也呈现出低端固化的状态。根据有关披露,鼎鼎有名的小岗村每亩水田的年转让费为500元,广东一些山区的水田每亩仅为300元左右,甚至更低。而山地转让,有些地方就低得仅为每亩6元。试想,通过这种货币固定化收入,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所谓农民的增收问题呢?尤其当农民进入四十岁以后,逐渐失去劳务市场上的体力优势而难以继续在外打工后,其生计出路究竟在哪里?当然,如果仅仅固守于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形式,情况可能更糟。农民的种植需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其产品的价值。但是,恰恰个体农民并不具有把握市场或者驾驭市场的能力。首先,表现在个体农户无力准确把握市场需求信息。而且往往出现种植上的盲目跟风和“一窝蜂”现象。一旦出现产品滞销,根本无力承担风险。其次,个体农民根本不具有市场的议价能力。因此,农产品的涨价,农民不一定能够得到实惠,而农产品的降价,农民就一定遭殃。我所在的县,有一个农民在几年前,租地种植2000多亩橄榄树,今年盼来了收获,却由于无力议价,只能以每斤青橄榄0.6元的价格贱卖出去。其中,仅雇工收集橄榄的费用每斤就达0.3元,还要支付水陆长途运输的费用。而就在仅有两个小时车程距离的广州的超市里,每300多克青橄榄的价格就达6元整。这是多么巨大的反差!多年来,由于无力把握市场,农民种了毁、毁了种的事情时有发生。有时由于产品滞销或价格过于低廉,也只好无可奈何地种而不收了。增产不增收仍然是农民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民增收成为一个难题,原因很复杂。但是体制性障碍应该是关键性和前提性的问题。自从农村实行一家一户的耕种体制改革以来,中央虽然强调“统分结合”,但是,绝大多数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只有“分”,而缺乏“统”。这种体制安排的好处是,把生产的自主权交还给农民,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避免了生产上的瞎指挥,免去以往为了组织集体生产与分配而产生出的无穷无尽的麻烦。但是,农村社会由此也开始了原子化的过程,经营也由此回归于一家一户的劳作方式。在南方的许多地方,甚至由于“西瓜田”的大量出现,农田耕作呈现出碎片化状态。这种体制变更的直接后果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几乎降低到极点。由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极度降低,农户的一切经营活动,都只能靠其自身来实现。不论购买生产资料还是出售自己的产品,个体农民并不具有市场的议价能力与筹码。这就极大地制约着农民劳动成果的价值实现。也由于组织化程度的极度降低,农民在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过程中,无力与强势的资本抗衡,只能被固化于利益体系的最低端。同时由于组织化程度的极度降低,农民进行协作劳动的体制性条件几乎丧失。这就使得需要协作才能开发的产业在这种体制下几乎成为不可能。这样,农民在农村中的生计几乎就在于耕种那“一亩三分地”的纯农劳作上。而当这种劳作无法满足农民的基本生计要求时,出路就只能是消极的离乡背井,进城打工。这实际上是许多农村凋敝并陷入恶性循环的起点。因此,如果要讨论农民增收何以可能的问题,我认为,解决农民组织化程度过低的问题,也许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农民组织化程度过低是新时期农村经营体制变更带来的问题。三十年前为了温饱,政府积极引导和推动人们回归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这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但是,让农村社会的利益格局长期处于原子化状态,不论对于社会治理还是社会发展都是不利的。近年来,中央关于推进农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要求,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提出“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等等,我认为这都是涉及解决包括农民增收在内的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性战略。显然,没有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就不会有农村产业潜能的充分发挥和全面发展,也不会有把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的地位,还不会有农民驾驭市场和有效利用资本的能力的提高。显然也不可能有农民增收的有效实现。在结束我的发言前,我想与大家重温邓小平一段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谈话。邓小平早在一九九二年就指出,“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年谱》下P1349-1350)。当然,我理解,邓小平这里所讲的集体经济,应该不是过去那种可以搞“一平二调”,吃“大锅饭”的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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